友人“黄金周”出游归来，一见面就大发牢骚：“这哪里是游玩啊？我在所有的景点都是看人！人家外国实行带薪休假，自由自在，多好！”

事实上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家度过“十一”长假。今年9月，由《数据》杂志和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，在实行“黄金周”休假制的第7个年头，78.1%的北京人选择待在家里。主要原因就是，节日期间旅游的人太多，各处景点拥挤，不能达到放松身心的效果。

　　“我们也有带薪休假的法律规定”，笔者的这个回答令友人十分惊讶。“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”他反问。

　　我国《劳动法》第45条规定：“国家实行带薪年休假制度。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，享受带薪年休假。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。”只不过，在一些单位，这条规定从来没有被认真地执行过。

这里引申出一个问题，如果一部法律被立法者制定出来，而且确实保障了公民的基本福利，但在一些地方、一些单位实际上不能得到实施，那么，这样的立法还有多大的意义？法律的权威性又何在？

　　说白了，法律文本不过是印刷了一些文字的纸，但是，为什么这样的纸同其他印刷品不一样？它可以令罪犯颤栗，可以让奸商胆怯，可以使愚昧消除，甚至能推动经济腾飞、促进国际和平。这一切，都源自法律的权威性———这一法律的天然属性。

　　然而，在一些地方的立法活动中，权威扫地的法律法规并不罕见。如某地近日出台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条例》中规定：任何经营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。但是，当地一家青少年事务中心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，74%的被调查者认为该规定不会有效，他们说：“《条例》没有规定买烟酒者要出示身份证，没有相应的监督措施。商家利益至上，不卖会吃亏。”在笔者看来，这种缺乏操作性的立法，只会给司法者和执法者平添混乱和困难，令法律的权威和颜面丧尽。

　　除了上述立法技术低劣的情形之外，还有一种“口号式立法”，或称作“宣言式立法”，也是妨碍法律权威性的反面教材。即通过制定一部法律，迅速彰显立法者的鲜明态度，如：我们要为农民工维权了，就立刻制定一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法规。而且，由于来自外界的压力，“口号式立法”一般在时间上具有紧迫性，立法者无暇仔细斟酌细枝末节，法律条文只能因陋就简，通常只有寥寥数十条。可以想见，这样粗制滥造出来的法律，它的权威性到底要打几折？

　　而令笔者友人诧异的“我们也有带薪休假的法律规定”，则属于法律没有罚则的情形。即：法律规定公民有某项权利，但是，如果这种权利得不到实现，却没有对违法者的惩罚条款。这一现象的后果是，印在纸上的法律文本，由于不能实施，同一张白纸没有什么区别。法律的权威由此遭受到最大的伤害。

　　就带薪休假这个具体的事情而言，笔者建议，应按照《劳动法》第45条的规定，由国务院制定具体的关于带薪休假的行政法规，并且明文规定：机关、企事业单位不执行带薪休假制度的，劳动人事主管部门对该单位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违法企业给予行政处罚。